编者按：为了调查家乡外出农民工的工作和生活状况，身为政协委员的杨扬以农民工的身份，先后进入上海、浙江、福建等地多家工厂和手工作坊。经过在多家工厂的“卧底”调查之后，她拿出了一份沉甸甸的提案。

　　正如杨扬自己所说，个人的力量总是有限的，她只是努力让更多的人来关注农民工群体。我们推出这组报道，不仅是关注一位政协委员为了体察民情而进行的种种努力，更是为了让更多的人从感性、理性上更全面了解农民工群体。他们的境况究竟如何改善？他们的切身利益如何维护？子女教育、工伤社保等一系列具体问题如何解决？一个个疑问仍有待全社会付出努力。

　　一位政协委员的农民工体验

　　2006年8月4日，福建石狮华山村。体力透支的杨扬在午饭后倒下小憩。

　　在福建省政和县今年的两会上，来自群团界的政协委员杨扬提交了一份关于农民工的提案。这份提案源于杨扬利用假期辗转上海、浙江和福建等地对农民工生存状况的调查。

　　进农舍、入车间、逛宿舍……她用了一年多时间，体验农民工的酸甜苦辣，分享他们的喜怒哀乐。“386199”

　　政和县地处福建闽北山区，自然条件恶劣，经济基础较差，历来比较贫困。近年来，尽管县域经济不断进步，但农民返贫现象仍然时有出现。为摆脱贫困，许多农民选择了进城打工。

　　“一次委员视察，我看到了一所乡镇小学的姐弟俩的午饭：饭盒当中划一条线，一人一半，没有菜。姐姐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瓶子，倒出几颗盐……”身为教师的杨扬回忆说，这次视察使自己产生了深入调查外出务工农民的念头。

　　从2006年正月到7月上旬的半年里，杨扬走过了政和县8个乡镇20多个村子，进行一次寻亲式的农村调查。她惊讶地发现：19.6万农业人口中，大约有七八万人外出谋生。特别是山高水冷、生存条件差的高山区，已经是“十户九空”，只剩下“386199”部队(妇女儿童老人)。

　　“农民工千方百计进入城市，他们改善生活的要求是如此的合情合理。他们一次次地遭遇挫折却依然坚定不渝向城市走去，这种坚持让我感动。”2006年暑假，杨扬前往上海、浙江以及福建的沿海城市，用亲身的经历感受农民工的生活。23天的“卧底”

　　为了让自已的调查更加深入，更有说服力，杨扬选择了“卧底”，当起了“打工妹”。

　　2006年7月14日，杨扬到达上海南站。第二天，在老乡的帮助下，她到上海徐汇区一家印刷厂打工。待遇是包吃包住、底薪600元。工厂设施简陋，住宿条件低劣，每天厂方负责中晚两顿，均为一小碗青菜、米饭、清汤。

　　7月18日，杨扬到上海郊区某人造板材厂打了半天工。工厂食宿条件很好，但车间里刺鼻的气味几乎让她窒息。女工老杨告诉她，要一个月才能够适应。这天晚上，杨扬看到板材车间里老乡被药水腐蚀的双脚，小腿上布满了烂疮，甚至延伸到了大腿。

　　7月20日，杨扬来到了浙江嘉善厍浜村。住在此地的政和县锦屏村农民有100多户，有些人已在这儿住了10年之久，但却没有归宿感，子女上学还要交双倍的学费。

　　8月2日，杨扬来到闽南石狮，在某服装厂当学徒工。她看到厂里的政和农民工叶某因为一匹布的粉尘，造成皮肤过敏，满脸通红，起了疙瘩，还在发烧。8月4日，石狮某服装塑料袋印花厂。政和农民工连某初来的时候找了一些工厂，因为不太适应，有的做几天，有的做几个月，辞工拿不到工钱反而被老板骂。

　　8月7日，由于学校提前通知开学，杨扬“一身疲惫”地回到政和。“不是我怕累，机械、枯燥、长达十几个小时的工时实在让人难以坚持。”

　　“在这23天里，我晚上基本上没办法睡觉，一闭眼，脑子里全都是白天打工的情景。在体验的过程中，我真正体会到了农民工的那种艰辛与辛酸。”杨扬回忆说。调查远没结束

　　2007年2月1日，政协政和县八届一次会议召开。杨扬单独向会议提交了一份《关于为农民创业营造良好环境与正确引导外出务工的提案》。

　　杨扬很清楚，自己的力量是有限的，但她要努力让更多的人关注农民工这一群体。“生活还要继续。在通往梦想和幸福的道路上，农民工还要走多久？他们的工作环境、身心健康、子女教育问题应该怎样解决？留守老人、留守孩子需要怎样的帮助？这些问题我仍然无法回答。”

　　在杨扬看来，尽管已经有了一份厚重而翔实的提案，但自己要做的调查远没有结束。

　　3月22日下午，杨扬给记者发来一条短信：“我明天去厦门。”她还要继续她的调查。

　　农民工需要的不仅是“善待”

　　“杨委员的这份提案，引起了较大的反响。这是一份关注民生和弱势群体的提案，针对性很强，我们正交给有关部门办理。”政和县政协提案法制办有关人士对记者说。

　　福州大学法学院叶知年教授指出，只有深入实际，才能看到真实。政协委员履职的基础在于立足实际，特别是基层政协委员应根据本地的实际情况，并深入调查提出一些问题。作为一个基层的政协委员，杨扬的态度和方式让人感动。事实上，正如杨扬调查所显示的那样，城市“离不开”、需要“善待”的农民工们处于一个尴尬的境地：他们有着农民的身份却远离土地，在城市工作、生活却不享受城市的种种福利，他们倾力劳动却难以保障自身的合法权益。他们游离在城市边缘，缺乏社会归属感。

　　于是，“要善待农民工”的呼声日益高涨。近年来，几乎所有的城市都掀起过为农民工维权的浪潮，政府机关、司法部门以各种方式帮助农民工讨薪，试图确保他们的劳动收益。同时，社会舆论对“血汗工厂”的讨伐，对提高农民工待遇的不懈呼吁，也多少改变了农民工收益过低的境遇。在不少大中城市，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逐渐得到重视，打工子弟学校的法律地位有所改变。

　　但有关专家同时指出，我们做得还很不够，离解决农民工问题还有相当的距离。推动农民工问题的解决，不仅仅是只有“善待”二字。如果法律能够充分保障他们应该享受的基本权利，平等地保护着他们的利益，他们也就不必被动地等着别人的善待。从本质上讲，农民工问题是社会公平问题。（记者 吴铎思 通讯员 徐庭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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