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69岁的吴建民从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和外交学院院长的位置退休。“今天，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发生了历史的变化，而能够把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结合起来，懂得和世界交流的人才还远远不能满足需要。” 

　　在他看来，中国人尤其是相当多的中国官员不该把大量时间浪费在充满套话、废话和空话的无效交流上。因为缺乏交流学的素养，不少官员在领导能力上大打折扣，甚至酿成群体事件等难以弥补的后果。 

 
　　吴建民在任驻法大使的时候，每年光副部以上的代表团就要接待200多个。有不少国内去的官员讲话喜欢大嗓门，念稿子念得满面通红，还喜欢长篇大论；还有的官员讲话喜欢“穿靴戴帽”，滥用“世界领先”、“国际水平”等形容词和主观判断，而不是用数字和事实说话，而且只讲成绩，不讲不足…… 

　　吴建民举例说，有一次一位领导同志会见西欧一个国家知名人士代表团。会见完后，该代表团团长对他发牢骚说，我不知道你们这位领导是接见我，还是接见你们的翻译。原来在整个会见过程中，这位领导一直朝右边对着翻译说话。实际上领导同志对这个团很重视，讲话的内容也很友好，但是一个小小的无心之失造成了不必要的误解。 

　　多次陪同国家领导人出访，也让吴建民看到领导人个人交流能力对国家形象的贡献。很多外国记者都对吴建民说，他们在亲眼看到中国领导人的个人魅力后，都改变了对中国领导人和中国的看法，产生了好感。 

　　吴建民认为，自古中国人的哲学是“敏于行，讷于言”，“能说会道”的人容易被批评为夸夸其谈，而不善表达的“老黄牛”倒是人们表扬的对象。另外，我们的学校和家庭教育都过分重视考试成绩，而忽略了交流能力这一基本的素质，如北京一个名校的学生走丢了竟然连问路都不会。加上长期计划经济等原因，中国人的交流能力普遍落后，如果把交流当作一种生产力或者对生产力的解放，那么交流力的缺失是中国社会的一大浪费。 

　　“我几年前率先在外交学院开设了交流学这门课，现在我仍然要利用各种场合呼吁人们重视交流学。我和国务院新闻办原主任赵启正同志已经商量好，要联合写一本《交流改变人生》的书。”他对《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说。 

　　吴建民解释说，交流之所以能够改变人生，因为善于交流的人更容易展示自己的才华，从而也更有机会脱颖而出。他举例说，改革开放初期，国内急需人才。一位中央领导同志到二汽视察，当时二汽的一位负责人汇报工作，讲得很清楚，答问也很好。事后那位中央领导同志觉得这个人不错，向有关单位进行了推荐。 

 
　　吴建民特别强调“交流是社会进步、经济发展的需要，是中国走向世界的需要，也是促进个人发展、实现人生价值的需要”。他解释说，靠个人单打独斗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在美国的一项调查发现，85%的杰出人士把自己的成功归因于良好的人际关系。 

　　吴建民在巴黎官邸旁边的一条街上，有一块小铜牌，上面说1944年7月17日，纳粹在这里抓走了17位犹太儿童，列出他们的名字，最小的两岁，最大的15岁。他说，这块牌子上没有一句“万恶的德国法西斯”之类的话，但看了之后给人的心灵震撼很大。这个故事，应该给国内的官员以启示。  聂晓阳 

　　(摘自《瞭望》新闻周刊2008年10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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