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事：梦游都市 
本报记者吴梦寒 张葆英 

　　一个农民16年的打工路
　　第一次见到汪孝利的时候，他正瘸着一条腿，艰难地徘徊在这个城市的边缘。他说：“腿是被一个霸道的工友打伤的，到现在还没有好利索，一到阴雨天就疼得受不了。”
　　当时正是盛夏6月，新雨过后，满城浮动着清淡的花香和果味。但是站在汪孝利干活的兰州市城关区大沙坪工地，我们能感受到的只有避无可避的灰尘、砂砾和呛人的土腥味。
　　看到记者，汪孝利显然很意外，他有些局促，笑容一闪而逝。汪孝利很快伸出手，又很快地收回去：“手太脏了，环境太差，衣服也没换，还没来得及准备什么。”汪孝利洗了手，坚持要带我们去环境好一点的地方。随后，他一瘸一拐地带我们来到工地附近一个露天茶水摊，要了两瓶冰红茶给我们，而他自己却什么也不喝。接下来，汪孝利开始讲述自己的故事。他的眼睛看向远处，眼神空洞而茫然。他的讲述时而急切，时而沉缓，时而词不达意。在他断断续续的叙述下，我们看到了一个农民工16年来在城乡之间艰难行走的痕迹。
　　村庄其实并不诗意，承载不了我们青春的梦想
　　汪孝利的家在甘谷县谢家湾乡的一个小村庄。然而，村庄田园，碧绿如织的原野、清新甜润的空气，这些城里人诗意的追求，在汪孝利看来是没有太多美感的。对他来说，乡村留在记忆深处的关键词是：母亲的病呓和喘息、父亲的焦瘦和咳嗽、家徒四壁的黝黑土房、干渴的土地、欠收的庄稼、干干的面饼、浓浓的苦茶和沉重得几乎流不动的哀愁。
　　“那时候，生存是我们考虑的第一，上学是难以坚持的梦想。小学二年级的时候，因为家里穷，我就退学了。老师到我家里来劝了几次，都被父母婉言拒绝了。我心里很想上学，毕竟在学校，可以无忧无虑的生活。但我也知道家里的条件不好，我的学习成绩又不是很好，不可能靠学习出人头地的。所以我就没有坚持。”
　　“但即便我不上学，家里还是越来越困难。1987年6月，我12岁的时候，母亲又得了重病。父亲带她到村里的卫生所看过一次，卫生所里唯一的那个医生没有查出是什么病，建议我们到城里的大医院去看。但当时刚赶上夏收，家里没有什么钱，我和父亲只能眼睁睁看着母亲在死亡线上痛苦挣扎，最终死去，我们都不知道她得了什么病。”
　　“母亲去世后，12岁的我作为家里唯一的儿子，担起了生活的重担。每天我都要和父亲一起上山种地。当时家里有6亩地，主要种洋芋、玉米、小麦，也种些胡麻。后来父亲身体不好，家里的农活基本都是我干。但我毕竟年龄太小，不太会干，庄稼种得很稀疏，长势也不好。一年到头，地里的收成，刚够我和父亲两个人填饱肚子。稍微有些富余时，就拿去换油盐酱醋和父亲喜欢喝的茶叶。”
　　汪孝利说，那时候每天就是无休止地开荒、种地、拔草、放驴。都说劳动是快乐的，可是那一望无际的麦地，无法承载他青春的梦想，更无法让他看到自己的未来。那时候，他每天想的最多的就是如何走出去。
　　梦想是一道光，闪亮了一下，却又消失在远方
　　梦有多远，脚步就有多远。1991年春天，刚满16岁的汪孝利跟着邻村的老乡一起来到兰州打工。第一次到兰州的时候，汪孝利感到了城市之大，比他见过的县城还要大。同时他也感到了自己真渺小。一个人游走在城市里，就如同一滴水滴进大海，连声音都听不到。
　　“年轻人嘛，要说没有梦想那是假的。我当时到兰州来，就是想做一番事业。尤其看到工地上的老板那么神气，我还想过自己什么时候也能当上老板。”汪孝利讲得很平淡，却透着些无奈。在接下来的16年里，汪孝利每干一个工作都有一个梦想。他认真地对待每一个梦想，他说，要干就干到最好。
　　“刚到兰州的时候，没有人告诉我，什么地方需要人，也没有人组织我们这些人培训。我没有文化，在老乡的介绍下，去建筑工地当小工。”可是不久汪孝利发现，当小工又苦又累，还挣不到钱。当时一个小工的工钱是每天7元左右，但大工却可以拿到12元。年轻的他觉得这样下苦力不是长久之计，应该学点技术。
　　很快，汪孝利就找了个干大工的老乡学抹灰。由于他聪明好学，人又勤奋，到年底的时候，汪孝利已经可以像模像样地干大工了。这样他在外面，偶然也接点大工的活。第二年春天，汪孝利再次来兰州后，他就直接抬高了自己的身价，以大工的身份在工地上接活了。1993年前后，汪孝利到兰州市亚欧商厦的建筑工地干活时，已经拿到了大工里最高级别的工资。但是他并不满足于这样的工作，他觉得自己还年轻，还可以有更多的尝试。
　　亚欧商厦的主体工程完工后，一家公司开始招聘、训练保安。当时的保安制服有点像警服，汪孝利觉得要是能穿上这样的制服，虽然也是打工的，但神气！于是他也去应聘，却没有被录用。可汪孝利实在太想穿那身衣服了，刚好建筑队还需要一个管库房的保安，负责管理后续工程的材料。汪孝利马上又毛遂自荐，这次他被选上了。
　　终于戴上大盖帽，穿上了保安制服，汪孝利觉得自己荣光极了。他甚至觉得自己和那些衣冠楚楚的城里人没有什么两样了。于是，他认认真真地管理着自己那几十个平方米的库房。但是1994年的夏天，亚欧商厦的工程竣工了，库房没有材料需要看管了，他再度失业了。
　　后来，汪孝利又断断续续在几个工地干过。可秋天一过，工地上就找不到活了，他被老乡介绍到铁路局附近的一个KTV里当服务生。每天下午5时到凌晨2时，他的工作就是负责打扫卫生和送茶水，有时候客人少，老板也会提前收工。
　　刚开始当服务生的时候，汪孝利还觉得自己找了个好工作，心里非常快活。这份工作比在工地上干轻松多了，而且穿上制服也神气，每天晚上还能看到很多又帅气又漂亮的红男绿女，感到非常赏心悦目，这些都是他以前没有见过的。但是时间一长，汪孝利心里觉得有点不安。当时这家KTV里秩序比较乱，时常有打架斗殴的。那种不平静的环境，让他这样背井离乡的人缺乏安全感。
　　汪孝利想，自己一个人在这里，没有什么人能保护他。这里没有亲人，也没有朋友，大概他死了也没有人知道，没有人同情。于是，他匆匆离开了这家
　　KTV，因为没有干满约定的时间，一分工钱都没有拿到。
　　离开后，汪孝利没有住处，也失去了经济来源。他急切地想找一份工作。无意中，他看到“爱心陪护”的招聘广告，决定上门试试。后来，他在一家医院当了一名陪护。负责照顾一位瘫痪在床的病人。汪孝利说，开始当陪护的时候，他每月最多只能拿300元，钱比在工地和夜总会少得多，但这份工作他很喜欢干。因为他自己没有亲人，所以特别想亲近老人、伺候老人。尤其在别人家里做陪护的时候，他常常觉得自己也是这家的一分子，感觉上就没有那么孤独了。
　　但有时候，汪孝利也会遇到一些麻烦的主顾。有一次在大沙坪看护一位50多岁的癌症患者，他就遇到了一件让他窝心的事。陪护是24小时的工作，尤其是夜里要更小心，病人一般在夜里病情会比白天重。所以在看护老人时，夜里汪孝利从来没有合过眼。白天老人要输一整天液。老人是癌症晚期，血管很细很脆，液体很难输进去，稍不留神血管就穿了，汪孝利更是不能合眼。这样几天下来，他感到疲惫不堪。一天中午，老人的女儿来了，他希望她能够帮着照顾一会，他只要迷糊一小觉就行。可是老人的女儿不同意，她认为自己付了钱就该享受对等质量的服务。这个理论让汪孝利觉得难以接受，连续不休息，铁打的人也受不了。但他还是尽心照顾老人，后来老人去世的时候，他很难过。
　　曾经有多少次，汪孝利试着想改变自己的命运。过去在夜总会工作的时候，他留下了一些主顾的电话。他觉得这些人非富即贵，也许可以帮上他。可是后来放这些资料的皮包被小偷偷走了，机会又重新变得遥不可及。直到现在，他依然在工地上当抹灰工，并没有成为梦想中的老板。
　　梦想的天空，现实的土地，是两条永不相交的铁轨
　　梦想到底是什么，汪孝利说不清楚。但在汪孝利心里，始终认为自己是有梦想的人，也是有较高素质的人，和那些普通的打工者是不一样的。
　　为了缩小和城里人的差距，汪孝利学习城里人的生活方式、卫生习惯，虽然他每天干的是脏活，但一直很注意讲卫生。他的牙齿刷得很白，手洗得很干净，虽然指甲破损的地方残留着一些黑垢，但边缘却修剪得很整齐。他还坚持读书看报，努力学习文化。
　　但是汪孝利知道，无论自己看上去多么像城里人，他始终不是一个真正的城里人。身份是一道门槛，把他隔绝在城市之外。汪孝利说，因为他是农民工，过去自己的身份证连公交卡都办不了。每次上车时，城里人刷卡的“嘀嘀”声，在他看来都是一种优越感。
　　“在工地上，农民工也得不到公正的待遇。”汪孝利说。现在大工的工资水涨船高，汪孝利每天已经可以拿到50元左右了，但他还是不喜欢在工地干。
　　因为在工地，老板想打就打，想骂就骂，自己得不到应有的尊重。
　　城市里这样的氛围，很难让他产生归属感。他站在这城市中央，仿佛一座孤独的雕塑，立在飞速旋转的舞台中央，如此醒目。但他并不觉得自己低人一等。行走在都市边缘，他用心感受着周围的人和事，有时一些很小的事都让他非常感动。

有一年冬天，他曾给一家手工臊子面馆打工，老板和老板娘对他很和气。即使有时他犯了错，老板也不打骂他。好多年前的事，他竟然记忆深刻。汪孝利解释说，其实能够真正从内心尊重他的人不是很多，所以他对遇到的每一个好人，都会心存感激。

　　当然，汪孝利也曾经因为别人不尊重他，和老板、工友发生过冲突，打过架，还找过法律援助的律师为自己讨回公道。他也因此而丢了工作，付出过巨大的代价，但他说自己不后悔。在他看来，城里人和乡下人在人格上都是平等的，即使是个打工仔，也有别人不应侵犯的尊严。他希望能够凭自己的本事得到别人的认可和尊重。

　　可尊严在现实面前有时候经不起推敲。作为农民工，他们和雇主的对话往往不是平等的。汪孝利说：“公司从来都不会和我们签劳动合同，公司提出的条件一般都比较苛刻。即使我很想坚持自己的立场，但还是不得不屈服。因为公司的态度很强硬，愿意干就干，不愿意干就走人。一般情况下，我们都不会表示异议，为这个得罪公司得不偿失。”所以，当尊严遭遇生存———这个重大问题的时候，谁也不会过分地强调尊严。

　　“在公司，我们基本没有什么保障。老板炒我们‘鱿鱼’的时候，从来都没有顾忌。他们想什么时候炒就什么时候炒，想用什么理由就用什么理由。这还是在正规的建筑公司，在一些不正规的公司或是包工队，签合同的事想都不敢想。基本上没有人会去告公司的，因为诉讼的成本太高了。时间、金钱，人力，哪一样我们都支付不起。”

　　“我们农民工没有节假日，没有奖励。打工的能拿到工资就谢天谢地了。但很多时候还拿不到工资，有的不正规的公司，老板不给，民工就拿不到钱。有时候，就算老板不扣工钱，考勤的人也会或多或少地克扣我们的工资。”

　　“比如，有时候明明干了一天活，但考勤的却说我缺勤，我又没有摄像机录下来，真是百口难辩。而且我们发的是计时工资。一天干了几个小时，自己根本算不了那么详细。到月底的时候，工资被人家算来掐去的，扣掉很多。在我的印象里，基本上没有人能拿全额的工资。但大家也没有人敢说什么，因为我们没有文化，靠出卖体力吃饭，找个工作不容易。”

　　“我们每天都要干10个小时以上，如果赶工期的话还要加班。加班虽然有加班工资，但强度太大有时候也受不了。我前几天就在一个工地连续打了17个小时的混凝土。打混凝土是重体力活，干了5天后，我就觉得自己实在吃不消了，只好辞了工。我一个工友曾经连续打过两天一夜的混凝土，那样的劳动强度，让人看了都害怕，但他为了挣加班费硬是扛下来了。”

　　“有时候工友间配合不好，就要返工，一返工大家的工作量增加很多。劳动强度那么大，再遇上返工，谁的心情都不好，矛盾自然就多。我的腿就是十几天前被工友打伤的，现在还在治疗。当时工友们把我送到医院，医生说要住院观察，可是没有钱，只给我输了点液体，开了点口服药，就送我回了。”

　　“那几天，我在自己租住的房间，疼得起不来床，身边一个人也没有。工资也没发，看病之后，我连吃饭的钱也没有了。挨到第二天，实在没有办法了，我给工地的经理发信息。中午，公司的经理来了，拿来10个大饼。他说公司不管这事，有本事就到法院去告。过了几天，公司把我叫到财务室，结清工资后就让我走人。”

　　这样的遭遇，在汪孝利来说，并不是第一次，可能也不是最后一次。说起工作，汪孝利笑了：“只要是合法的打工的行当，我基本上都干过，经历都可以写小说了。每次换工作的背后，几乎都有一个这样的故事。”

　　以梦为马，走在自己亲手建设的城市里，他发现自己无以为家

　　16年来，汪孝利在都市中匆匆奔走，从一个少年走成了青年，却始终是一个过客。家，现在是汪孝利最渴望得到的。在经过这么多年的风雨之后，初出茅庐时沸腾的热血早已冷却，现在他只想找到一个能过日子的女人和一个避风的港湾。但是这样的梦想，竟然也是奢侈的。

　　直到现在，汪孝利的家，依然只是一张流动的床位。工地在哪，汪孝利就把家搬到哪。目前，他刚被原来的公司解雇，经济比较困难，所以和七八个工友住在一间小房间里。以前经济情况好一点的时候，他自己租个小房间住。他说他喜欢干净，不喜欢和不讲卫生的人挨着睡。

　　汪孝利也想好好成个家，可是他又笑笑说，谁肯跟我成家呀。就算有人愿意，我也买不起房子。汪孝利说，他在兰州待了十几年也没有什么存款。这16年来，兰州虽然有很多高楼是在他和工友们的手里盖出来的，但是他很穷，连买1平方米的钱都付不出。不过如果有个家，也许他就能存下钱了。但是到现在，那个女孩还没有出现。没有钱，没有房，爱情离他很遥远。

　　说起爱情，汪孝利有些腼腆。他说自己第一次和女孩子交往竟然是打声讯电话。那时的他，刚到甘南路的一家夜总会当服务生。此前他没有接触过女孩，对女孩还保持着神秘的敬畏。每天看着夜总会里那些衣着鲜亮的女孩在眼前飘，他也很想试着交往一个女朋友。但是，他知道夜总会的女孩自己交不起。

　　一个服务生给了汪孝利一个电话号码，让他和女孩聊天。这对汪孝利来说，是一种诱惑。这天夜总会打烊后，汪孝利一个人留下看店。他把自己锁在房里，偷偷地打了这个电话，电话那端果然有个声音很好听的女孩。从没有恋爱过的汪孝利，觉得一切如此神奇。他一发不可收拾，每天晚上都要和那个女孩通过电话后才能安心睡去。在这个寂寞又寒冷的冬天，女孩的一点慰藉竟然也让他感觉到温暖。他不知道这算不算爱情，但却已经把这个女孩当成了红颜知己。

　　到了月底，老板发现电话费奇高，把电话清单调出来给大家看。汪孝利才知道他打的原来是声讯电话，女孩每天和他聊天不过是为了套他的电话费。老板一怒之下揍了他。汪孝利也感到羞愧难当，他辞去工作，并把当月的薪水留给老板做为补偿。从此，他再也没有打过那个女孩的电话。

　　后来，汪孝利又谈过几次恋爱，但是都没有成功。曾经有一次差点就成功了。汪孝利说，如果那次成了，现在他也就有家了吧。那次，他认识了兰州某经贸学校一个20岁的女大学生。他第一次有了爱的感觉，第一次为了一个人朝思暮想，也是第一次那么强烈地想娶一个女孩回家。于是他认真地去追求了，但是女孩却没有接受他。

　　汪孝利说，不能怪那女孩现实，只能怪自己无法给她一个像样的未来。他没房子，没有正式工作，觉得根本配不上人家女孩。虽然爱情有花无果，但这却是他长这么大，离幸福最近的一次。

　　后来他又认识了一个女孩。但这次他连考虑都没考虑就拒绝了。因为女孩一见面就问，你有正式工作吗？有房子吗？这样的问题让他觉得尴尬，也让他没有勇气和她交往。虽然他认为爱情应该是单纯的，两个人的幸福应该一起去创造。但更多的时候他会因此而自卑。很长时间以来，汪孝利都不敢谈恋爱，甚至一度放弃了成家的念头。

　　但在内心深处，汪孝利还是想找一个能够与他共度一生的女人。他说，“在这个城市里，只要想到还有一个人在心中牵挂着我，关心我，能够让我心甘情愿为之奋斗，那么吃再多的苦都不要紧。”可是那个人还在多远的将来？

　　越是孤独，汪孝利对家的渴望越强烈，他想到了老家。他发现即使当年他逃离了故乡，故乡却仍然牵动他的心。虽然1995年父亲去世后，老家就没有亲人了，但是每逢过年，汪孝利还是会回到老家那个已经荒芜的三间土房。因为在他心里，那里依然还是他的精神家园，也只有在那里，他才能够感到和那些早已经逝去的亲人们，依然保持着血脉相连的关系。

　　后来在兰州的街头，我再次遇见了汪孝利。他穿着一件洗得很干净的白色棉质T恤，水蓝的牛仔裤，白色运动鞋，刚洗净的头发，在阳光下闪动着淡淡的金色光芒。他说，他刚找了一份陪护的工作，现在正在照顾两位老人，工作还行。前不久，他经人介绍还交了个女朋友，虽然还不知道结果如何，只是希望一切都能顺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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