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印内容———段文杰
在莫高窟1600年的历史上，段文杰与之有关的50年，人们不会忘记。
与他一样将自己的青春年华、毕生心血奉献给敦煌的人，这样说：“他作为一个画画的人，至今没有人能超越他临摹的东西。”
“一个搞艺术的院长，没想到对保护那么重视。”
“他把很多年轻人送出去培养，这在敦煌事业的发展史上应该记录一笔。”
“他推动了敦煌学研究的大踏步发展，他把中国敦煌学推向了世界。”
洞窟面壁
在没有去看那次画展之前，对段文杰来说，四川绵阳与甘肃敦煌原是两个不搭界的地名。
1944年，张大千将自己临摹的敦煌壁画带到四川举办展览。正在国立艺专学习的段文杰站在画前，屏住了呼吸：“一定要到敦煌去一趟，至少呆他个一年半载。”
1945年7月，刚从国立艺专毕业，段文杰立即约了几位同学，几经周折，一年后，终于来到了魂牵梦萦的敦煌。
放下行李，他转身奔向洞窟。
段文杰惊喜万千：壁画原作比临品更美，美得令人震惊。
段文杰心痛不已：风化脱落、烟熏火燎、手划刀刻、切剥粘揭……自然与人为的伤害令这些绝世的艺术品破损凋零。
欢喜与心痛间，段文杰暗下决心：“不能让它再支离破碎了，不能让它再损毁失散了。”
编号、调查、测量，临摹……守护一座巨大的艺术宝库，要做的事太多了———段文杰原打算呆个一年半载的想法改了。“不花个几年十几年的时间来临摹和研究，是理解不透的。”
在知名度还不算太高的情况下，举办临摹品展览是宣传敦煌的最好方式。临摹成了当时最重要的一项工作。
对于临摹，段文杰有自己的认识，“一定要忠于原作，不能用现代人的造型观点和审美观念去随意改动古代壁画的原貌。”最初的效果总是不尽如人意，“传移摹写相似，气韵生动不足。”段文杰觉得自己对佛教壁画的思想内容和内在结构及造型特征认识不够。他越来越意识到：临摹过程本身就是一个研究过程。于是在苦练技巧的同时，他开始转向艺术研究领域：壁画故事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各时代壁画的风格特征、制作方法。
他还对线描、晕染和传神技巧这些技术性极强的环节进行了分析和反复的练习实验。头发、面相、手姿、衣纹……不知在废纸上练习了多少遍，再下笔，果然顺手许多。
艺术创作得心应手，生活却极为艰辛。除了不缺风沙，缺水缺菜，缺一切生活必须品。徒步去四五十里外的县城，当天回不来。一次，段文杰赶上毛驴从城里买完东西想连夜赶回，却在荒漠中遇到了狼，狼与人对峙了很久，竟然放过了段文杰。吃不饱肚子，却要每晚提上棍棒到洞窟周围巡查一番，防止盗贼。最头疼的是，因时局动荡，三五个月发不到手的薪水，好不容易发下来，早上到手下午贬值……
1950年，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更名为敦煌文物研究所，常书鸿担任所长，段文杰任美术组组长。在段文杰倡导的如实临摹总原则下，几年间，一系列巨幅壁画临摹完成，这批作品成为日后对外展出的精品佳作。
段文杰完成于1955年的“都督夫人礼佛图”是这些佳作中最为突出的一幅。画面上都督夫人太原王氏，另外11位人物，个个面相丰腴，体态健壮，服饰鲜丽。画面背景绘有花束垂柳蜂蝶，动静衬映，相得益彰。今天人们在莫高窟第130窟中看到的原作已经模糊如果将它与段文杰的临摹作品进行对比，不由会感慨，他的这次临蓦，完全是一次抢救性的保护，他为人们留住了莫高窟一幅壁画精品最为光彩夺目的一瞬。
1957年，妻子龙时英带着儿子从四川来到莫高窟，分别十余年的一家人总算是团聚了。细心的妻子垒好兔窝养起兔子，背起背篓去打野草，为丈夫精心准备可口饭菜。这一切，令十多年没享受到家庭温暖的段文杰倍感温馨。
那是一段多么令人怀念的日子。
动荡岁月
一场场政治风暴接踵而至，平常人家的平常日子成了奢望。
段文杰成了“革命对象”，掏厕所、挨批斗、写检查，被抄家……如果偶尔允许进洞窟，段文杰会开心的不得了“一画入眼里，万事离心中”，没有谁能妨碍他和一尊尊塑像、一幅幅壁画在内心的交流。
“后半生怎么过下去都无关紧要了。如果哪一天来一群莽撞的“红卫兵”到莫高窟打砸一场，那……”段文杰对莫高窟的担忧超过了对自己命运的担忧。好在当时不管哪一派，都不愿意看到莫高窟遭到破坏，大家逢人就宣讲周总理的指示：“四旧可以批，但文化遗产不能破坏，要保护”。
1970年，段文杰面临着被“清理”回四川老家还是被“清理”到敦煌农村的选择，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敦煌。赶着牛车，扶着时时处于惊恐之中患了严重幻听症的妻子，段文杰去了郭家堡公社敦湾大队，开始了两年的农民生涯。
披上老羊皮、扛着铁锹、学做化肥、培植菌苗，甚至搬进猪圈研究改进养猪的方法……做农民也要做得有模有样。妻子的病虽然不时发作，但当她稍好一些，就忙着做饭洗衣、喂猪养鸡。
日子，好像就可以这样过下去了。
内心深处，却怎样也割舍不下莫高窟。每当夜深人静，段文杰会回到他醉心的敦煌艺术世界中：敦煌石窟艺术的源与流、宗教和宗教艺术的差别、敦煌壁画的历史价值、敦煌石窟艺术的艺术价值、敦煌石窟艺术的美学问题……
从壁画临摹转向石窟艺术深层次的研究，其中的缘由要追溯到1958年。那一年，敦煌壁画在日本展出，日本的一位中国服饰史专家看过展览后，利用画展中的服饰资料，对他的《唐代服饰》一书做了修改，并说：“这么丰富的资料，你们为什么不研究﹖”一句话，令段文杰深感惭愧。
两年后再回到莫高窟时，段文杰决定就从“敦煌壁画中的衣冠服饰”这个题目入手。
春天来临
春风再度来临莫高窟，段文杰和他的同事们，这些沙尘吹不走的莫高窟人又从四面八方汇聚到了一起。
经过一段动荡岁月，段文杰对敦煌艺术的思考渐渐沉淀成一篇篇成熟论文：《形象的历史———敦煌壁画的历史价值》、《莫高窟第220窟新发现的复壁壁画》、《真实的虚构》等文陆续发表。段文杰还从佛教史和艺术史的角度，提炼出了敦煌艺术的十大特点。
1980年，段文杰担任敦煌文物研究所第一副所长，如何把全所的研究工作搞上去，成为他最大的心事。
多年来，因为宣传介绍敦煌艺术的需要，所里的研究重点一直偏重临摹，对敦煌学分门别类、细致深入的研究非常缺乏。而此时正大踏步前进的国际敦煌学已呈现出咄咄逼人的态势。自1900年发现藏经洞以后，“敦煌学”便出现在世界学术讲坛，日、法、英、美等国的学者对敦煌文化的研究取得了很大进展，而中国大陆敦煌学的研究经过了十多年的空白。对此，曾有人做出了“敦煌在中国，研究在国外”的断言。
这句话，深深地刺伤了段文杰。
如何推动敦煌学各领域的研究工作向前发展？段文杰深知，单凭一个人的力量是不行的。他首先想到，所里的美术工作者，在多年的临摹过程中，对敦煌艺术的内容技法、发展变化、风格特征都有深刻理解，研究起来有根有据，只要认真挖掘，一定能写出很有见地的东西。
心急如焚的段文杰每逢大会小会，一再鼓励大家多研究多出成果。
当年和他共过事的施萍婷说，“一个学术单位，最怕武大郎开店。段文杰为人很大气，他不怕别人超过他。在他手下干活，不给你定框框，他鼓励大家出成果。”
张元林记得，一次在北京参加会议时，忙乱中把单位的照相机丢了，特别不好意思，主动提出照价赔偿。段文杰拍着小伙子的肩膀说：“要赔，就多写几篇文章吧！”
所里的研究工作蓬蓬勃勃地展开了。中日合作出版的《中国石窟———敦煌莫高窟》五卷本画册率先面世。这是“文革”后敦煌文物研究所负责编撰的最为重要的一套画册，全所业务人员都参与了编撰工作。日方专家同时参与编写，材料汇总到一起后，日方大吃一惊，想不到研究所原来是“藏龙卧虎”之地。
紧接着，汇集30年来敦煌研究所研究成果的论文集《敦煌研究文集》出版了。包括段文杰的《十六国、北朝时期的敦煌石窟》、《敦煌壁画中的衣冠服饰》在内，所有研究人员多年的心血结晶全部汇集于此。段文杰在《敦煌壁画中的衣冠服饰》一文中，对历代衣冠服饰做了细致的调查和研究，将敦煌壁画中的服饰演变纳入历史发展体系，进行探讨。他还从式样变化、造型特色、来历用途等各方面对敦煌服饰进行了系统地梳理和论证。这篇文章后来成为敦煌壁画服饰的经典之作。
正如段文杰所料，与莫高窟相伴多年的同伴们热情被激发出来后，一篇篇材料翔实，立论准确，说服力强的论文纷纷出笼。
眼看着中国的敦煌学轰轰烈烈地发展起来，而当时国内的专业期刊少而又少，那么多的研究成果竟无处发表。段文杰琢磨，“为什么我们自己不办一份呢？”
在他的积极倡导下，1983年，《敦煌研究》正式创刊。这本学术期刊，后来进入到中国期刊“高知名度高学术水平”的“双高”期刊行列。从不定期到季刊、双月刊，《敦煌研究》现已成为敦煌学界不可或缺的重要期刊。能在《敦煌研究》上发表文章，已经成为敦煌学研究者荣幸的事情。许多人说，如果敦煌学界没有了《敦煌研究》，将是不可想象的。
1983年8月，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成立大会暨国敦煌学术讨论会在兰州召开。这次会议全面展示了我国敦煌学研究的新水平、新成就。22个省、市、自治区和港澳地区的200多名学者与会。
1984年8月，敦煌研究院成立，段文杰任院长。在成立大会上，段文杰说：“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东风就是我们的工作成绩、我们的学术成果和艺术成果。我们要把‘敦煌在中国，研究在外国’的言论看成特殊的鞭策，特殊的动力。”
求贤若渴
当敦煌文物研究所的第一份十年规划出台时，人才、保护、研究是其中的三个关键词。
人才位列第一，是因为段文杰意识到：要将莫高窟保护好、研究透，当务之急需补充一批考古、文史、语言、宗教等方面的人才。
上世纪80年代初，西北山沟里的敦煌研究所做了一件当时在全国都称得上“时髦”的事：在《光明日报》刊登招聘启事。
这个新鲜举动很见效，李正宇、李崇峰、汪泛舟、梁尉英、谭真、宁强、罗华庆等一批有才华的中青年专业人才，纷纷寄来信件甚至是论文，要求来敦煌工作。
在全国招兵买马的同时，研究所还面向酒泉地区招聘人才。如今已是接待部主任的李萍记得很清楚，当她看到研究所的招聘启事上特别标明的“城乡不限”四个字时，喜出望外。她考进这家当时唯一不论城乡户口的单位后，才知道，所里很多职工子弟的就业还没有解决。
“求贤若渴”四个字用在段文杰身上再合适不过。当年在省博物馆从事文物保护工作的李最雄很喜欢莫高窟，他给段文杰写信表示自己愿意去那里工作。段文杰很快回信，并以最快速度为李最雄办好调入手续。如今已是副院长的李最雄想起当年，感慨万千，“我还没去上班，先被选派出国学习。”几年后，从日本学成归来的李最雄，成为我国第一位文物保护学博士。
为了吸引人才、留住人才，段文杰不惜打破常规。一些慕名而来的专业人才，段文杰甚至没有见过面，只是看过他们的论文，他就敢在最快时间为他们办好调入手续、给他们住房钥匙、并把他们派出国学习……他们中的许多人如今都已成长为敦煌研究院的骨干。
为了让新来的年轻人尽快挑起担子，所里的老专家轮番上阵，每晚利用业余时间给年轻人上课。段文杰上课时说过这样一句话：“沙弥讲经沙门听，不在年高在性灵。我希望年轻人能在此多学东西，多为敦煌事业做贡献。”寥寥数语，殷殷期望，尽在其中。
人招进来了，段文杰又想方设法送出去。在经费异常紧张的情况下，他四处奔波，联系高校，送本院的年轻人深造进修。对这一点李萍深有体会，她说，接待部80%的职工都有两次进修的经历。
送出去培养，渐成惯例。在开展国际交往的过程中，如果有人问段文杰：“最需要我们做什么？”他一定会说：“我们最缺人才，能不能为我们多培养一些人才。”
在他的不懈努力下，敦煌研究院开辟出了与外国特别是与日本多家单位合作培训人才的多种途径和渠道，至今敦煌研究院的专业人员已有60多人次出国研修培训。这些人中，有的学保护，有的学艺术、有的只是学外语的普通讲解员。
由段文杰开创的这些培养人才的举措，被他的后继者一直延续到了今天，并且被发扬光大。当人们回望他当年的作为时，不约而同用了四个字：前瞻独到。
如今，地处戈壁荒漠的敦煌研究院拥有全国文物保护界12个博士中的一半！还拥有英、日、法、德、韩、俄6种外语人才———在600多个世界文化遗产当中，能同时用6种外语接待外宾的，凤毛麟角。
无尽心愿
“保护好，研究透”，是段文杰的心愿。
随着“莫高窟环境监测和防沙治沙工程”，“莫高窟大气环境质量与壁画保护”、“莫高窟壁画颜料变色原因探讨”等课题的陆续进行，莫高窟顶有了几千米长的防沙屏障，一些千古谜团被逐渐破译……
学成归来的保护人员也做出了一项项令人瞩目的成绩：经过多年研究的洞窟起甲壁画修复技术获得了全国文化系统科技成果一等奖；李最雄进行的“应用
PS-C在加固风化砂岩石雕中的研究”项目荣获文化部1988年度科技进步成果二等奖。渐渐地，敦煌研究院的文物保护工作从最初的依靠国外力量，发展到后来能平起平坐，时至今日，敦煌研究院已经可以为国外培养文物保护人才了。
每一次外出，段文杰都要带着院里的专业技术人员马不停蹄地参观学习。1983年，段文杰和几个同事赴巴黎参加学术活动，在巴黎的几天时间里，他们参观了卢浮宫、罗丹美术馆、印象派博物馆、建筑博物馆、凡尔赛宫，去了法国国家图书馆和集美博物馆。与他同行的施萍婷、李永宁回忆道：“来来回回经过凯旋门、艾菲尔铁塔，多想去看看，却从来没去过。一次人家将夜游塞纳河的船票都买好了，他就是不去，整天看展览。当时有意见，后来也想通了。”
日日夜夜，段文杰的心全扑在了莫高窟，妻子龙时英的病却加重了，他将妻子送到儿子那里，自己又回了敦煌。
正当他忙得不可开交的时候，陪伴他走过患难岁月的龙时英却永远闭上了眼睛，他含泪将妻子葬在莫高窟。
站在妻子坟前，段文杰的心里打翻了五味瓶。当年他没有向新婚的妻子告别便迫不急待地离开家乡去了敦煌，一走就是十多年。当年他被整挨打想不通，打开一瓶敌敌畏要寻短见，是妻子一把打翻了药瓶。当年有人威逼利诱龙时英编造不实之词攻击自己的丈夫，她翻来复去只说一句话：“我不相信他是坏人。”因为护着丈夫，龙时英国家教师的工作没有了。沉重的负担、一家人的生计，一夜又一夜地不成眠……如今，所有的苦难都结束了，妻子却永远地闭上了眼睛。一捧黄沙，从此阴阳两隔。
不容段文杰过多悲伤，一项项工作纷至沓来。那是他最为忙碌的一段时间，大量的行政工作占用了白天时间，只有在夜晚，才能进行自己的研究。每天凌晨三四点，段文杰就会爬起来写东西，一天天地，凌晨写作竟成了日后多年的习惯。
1987年9月，第一次在敦煌学故里召开的国际学术会议———敦煌石窟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敦煌召开。这次国际学术会让段文杰受到很大启发：我们既可以走出去，也可以把外国人请进来交流敦煌学的最新研究成果。于是，每隔三、四年，研究院就会邀请来自各国的敦煌学者来莫高窟。
1987年12月，联合国科教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将莫高窟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莫高窟引起越来越广泛的关注，段文杰也一天天地老了。1992年底，75岁的他被查出患有胃癌。手术后的昏睡中，他做了一个长长的梦，梦中他看到了反弹琵琶的飞天撒下漫天花雨，绚烂璀璨……
走下病床，段文杰立即回到了令他魂牵梦萦的敦煌。他放不下敦煌、放不下莫高窟。1998年卸任后，为了不影响继任者的工作，段文杰回到了兰州。如果有从敦煌来的同事去看望他，他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莫高窟就是我的家，我离不开，我想去敦煌。”
曾经在1990年底，日本友人池田大作问过段文杰一个问题，“走上敦煌研究道路的动机是什么？”
段文杰说：“看到张大千先生的临摹作品后，我着了魔，所以我到了敦煌。”
因为着了魔，段文杰将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了敦煌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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